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

　　戴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那一刻，已经78岁高龄、有着51年党龄的董葆霖老人，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从小学到初中，由学校保送；高中毕业后，由中央办公厅选调进京，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我由衷感恩党的培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光辉的理想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由于切身感受到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董葆霖早在上学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要像革命先辈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事事为人民，共产党一心救中国。她带领各族人民，开天辟地，建水库、修良田、筑铁路、架桥梁，取得了伟大成就。作为一名热血青年，我立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此后的学习、工作中，他吃苦在前，任劳任怨，多次申请加入党组织。26岁那年，董葆霖的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他宣誓入党了。“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身！”
　　1969年，董葆霖调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始从事长达40年的商标工作。其间，他参与了1982年商标法制定、1988年商标法实施条例出台以及1993年、2001年商标法的修订工作。令他至今难忘的是，作为中方代表团的成员，他参加了1993年至1995年长达21个月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入党51年，我深刻体会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体现在对肩负工作的担当和责任上。”他说。

担当与责任
　　在商标法律的制定、修改和执行中，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董葆霖参加了中央党校大专经济管理专业课学习和中央电视大学英文班学习。他还主动向前辈请教，业务素质不断提高。
　　几年后，董葆霖翻译了利比里亚商标法以及关于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的维也纳协定和商标图形要素的国际分类表。在参与商标法修订过程中，他将专家、学者的讨论精华编写成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一书。据统计，围绕商标法的社会普及宣传，他先后写了共计几十万字的宣传文章。
　　董葆霖热爱商标事业。他常说，商标是企业的权威性法律印记，是凝聚企业职工心血汗水以及诚实劳动、诚信经营的结晶，是企业与消费者联系的桥梁、纽带，也是企业对消费者的承诺和担保。
　　有一年，湖南省以及湘西地区的负责同志来到国家工商总局反映“酒鬼”商标注册问题。总局党组十分重视，邀请多位专家讨论“酒鬼”商标能否注册，作为商标局法律处处长的董葆霖也参与了讨论。面对不同意见，他根据湘西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教育实际情况指出，“酒鬼”是一种戏称，作为商标使用多年，并无不良影响，作为个案可以注册。如今，酒鬼酒发展势头良好。
　　作为共产党员要敢于担当，更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认真负责——这是董葆霖一生的座右铭。

谈判桌上的硝烟
　　“我出生于1943年，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幸运的是赶上了一场‘保家卫国’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董葆霖诙谐地说。
　　上世纪末，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挥舞着“特别301条款”这根大棒，对准了中国。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于1993年启动，又恰逢中国“复关”谈判，两个谈判合二为一，因此世界各国格外关注。
　　董葆霖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这场长达21个月的马拉松式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工商局办公大楼旁边的一间小平房，成为董葆霖临时办公地点。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他到广东作了为期一周的调研；邀请广东省以及深圳、广州、中山、东莞等地的商标处处长或者主要办案人员，到商标局进行座谈分析。经过一番准备，他对涉外案件了然于胸，为日后反击美方的无端指责打下坚实基础。
　　在谈判桌上，我国政府保护商标专用权的严正立场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地方办案的扎实情况、有说服力的办案数据，令对方哑口无言；美国企业送给地方工商局的一面面鲜红的锦旗、一个个漂亮的牌匾、一封封感谢信，令美方代表不知所措。翔实的资料、专业的数据，背后是董葆霖熬过的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
　　最艰难的，往往发生在最后。
　　1995年1月18日至28日的这些天，在董葆霖的记忆里尤为深刻。“每天谈判10多个小时，常常错过了吃饭时间，我们只好到门口的小吃铺补充一点能量。”
　　硝烟过后，雨过天晴。经过两年间9轮谈判，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在1995年2月26日画上句号。谈判所达成的谅解，避免了两国的贸易大战，同时也扫清了我国“入世”道路上知识产权领域的重重障碍。“谈判桌就是战争前线，谈判就是没有战火的搏斗。谈判桌上的较量，就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董葆霖深有感触地说。
　　退休后，董葆霖依然关注着商标事业，经常提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针对目前的注册商标“抢注”和“囤积”行为，他建议要认真研究法律的内在规律性，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难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董葆霖依然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努力着、奋斗着……

□本报记者 刘 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