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月亮，更是烟火

　　在传媒界工作了20余载，在消费维权战线工作了10余载，响应总局文化建设的号召，如今，平生第一本诗集《月亮与烟火》顺利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付梓出版。欣慰之余，颇多感慨。
　　诗歌是高悬在尘世之外的月亮，皎洁、纯粹而清冷。对于一个中断诗歌写作数十载，因为某种机缘突然回归诗坛的我而言，在年少认知基础之上，更增添了“诗歌是烟火，是解脱和救赎”等诸多体悟。
　　无疑，那些凌空蹈虚的分行文字，那些陌生化的词语、句式，那些深度复合的意象，从朋友圈从各类诗歌刊物齐刷刷冲杀过来，让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诗的我惊惧不已。诗歌写作至少有七级浮屠，我承认，大量的阅读和日复一日的训练写作，是我必须要补习的功课。
　　由于杂务相对繁忙，我往往是利用上下班开车的间隙，放空自我、放飞想象，或者临睡前灵感来袭，通过手机语音留言，再转化成文字，空下来时再做整理。文字和诗艺的拙劣，也就在所难免。但我想，不管怎样，真感触、真心性、真书写的诗学道路，我必须坚守。
　　我手写我口，烟火气是中年写作者最为看重的内容。对故乡的怀念，对亲人的眷恋与愧疚，乃至对庸常日子的诗意挖掘——这些对于绝大多数诗人而言，虽然十分陈旧，也很难求新出彩，但却是我“归来”之后相对较为熟悉的写作领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从17岁上大学开始就离开老家四川，一路求学、工作、调动、挂职，或深或浅，走过了中国不少城市，徐州、南京、北京、上海、昆明，最后落脚杭州，职业职务经过多番调整。在我看来，除去一些浮名之外，这些宝贵的阅历，是我文学创作源源不竭的养料。
　　诗歌于新归来者而言，更多是一种解脱。老乡苏东坡曾感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李商隐也曾有“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的悲哀。人到中年，该经历的苦辣酸甜都已经历；该看懂的世态百相，大体也已经了然。通过诗歌创作，我感觉精神层面的东西又立了起来，再次校正了人生的路标。世事坎坷，亲近诗歌，何尝不是一件人生幸事！我曾跟家人笑言：写诗让我自觉远离酒局、饭局，自觉远离无效社交，用心感悟晨昏、当下，再次握紧锄头、笔头，何乐而不为！
　　在诗歌里，我把之前深藏在心底、郁结于心的东西，没办法在庸常日子里袒露的情绪，可以用艺术化的语言，用一个个意象去表达。诗歌照见了我对万事万物的悲悯，诗歌也不断在净化我的灵魂，完成对自我的一种救赎。正如有评论家指出我的诗作是“诗心诗情皆化成笔底的一场修行”。与其说是一场诗歌的修行，不妨讲是人格的净化，是自我修养的提升。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认为“人生来就是孤独的”。某种意义上而言，诗歌是以自我的灵性表现诗人对世界的深切感受，折射出个体的品格与情感。
　　我还曾经把诗歌比喻为人间的一剂中药，当季节转换衣裳，当你不服水土，当无数朵乌云向中年的头顶砸过来，大雁从雪地上仓皇飞过，那就慢慢熬一剂诗歌的药，服下吧。至于剂量的多寡，要看外面的雨雪天气而定。当药力散尽，不妨择一小块僻静竹林，把你的残躯连同药的残渣，留一点清香，统统交与路过的清风。
　　诗歌不应晦涩，更不应造作。诗歌是高悬的月亮，更是人间的烟火。古代大文论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知音》里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不管当今诗坛如何“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一直认为，求取社会最大公约数，求取最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共鸣与掌声，仍应是像我这样的诗歌书写者不变的价值追求。仅就此点而言，讲究“人诗互证”，讲究“诗言志”似乎并不过时。我一直坚信：民族伟大的复兴，诗歌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新诗诞生仅有百年，任何大胆且有益的艺术尝试，无疑都值得鼓励。大家一起努力，回到李白、杜甫们的诗歌盛世。

□崔子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