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婆婆的眼泪

　　去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刚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不是举报，是指令：调料摊群里那个赵婆婆，可能卖过假盐。
　　赵婆婆？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身影——60多岁，背有点驼，头发花白，总系着条洗得发白的围巾，一个人在摊群最角落守着一堆八角、桂皮。她不爱说话，有人路过才抬头看一眼，目光里带着点小心。
　　那天去现场核查，摊上没见到假盐。但移交的聊天记录和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已经把事实钉得死死的——她确实卖过。
　　后来她来所里配合调查，前前后后跑了四五趟。每一次她都裹着那条旧围巾，坐在椅子边上，双手搁在膝盖上，规矩得像个犯错的小学生。
　　每次问到情况，她眼圈就红，哽咽着说：早年做生意亏了，债还没还完；自己身体垮了，每年都要去医院报到；全家就指着这个摊子。
　　“同志，我真的晓得错了，”她声音发抖，眼泪掉下来，落在她攥紧的手上，“要是罚得重了，我这摊子撑不下去，就只能去捡垃圾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看我。她的话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她的确卖了假货，这没得跑，但她一直规规矩矩经营，平时是按需进货，顾客要盐，她才联系上家，没想到因为图便宜、没查验，一脚踩进了坑里。
　　法要守，情也不能装作看不见。
　　我们去她所在的社区走了一趟。社区居委会主任点了头：情况属实，这婆婆日子过得紧巴巴，确实难。
　　后来我又找她谈了一次，把食品安全法一条条掰开讲给她听，也把假盐害人的事说得很明白：“盐是天天进口的，假的东西吃下去，是要出人命的。”
　　她听着，手一直攥着衣角，慢慢地、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最后她从口袋里掏出纸笔，趴在桌上，一笔一画写了一份保证书，歪歪扭扭几个字：“以后再不卖假东西。”写完了，她递给我，眼睛红红的，却没再哭。
　　案子讨论的时候，我们把情况都摆上桌：违法事实清楚，但她不是惯犯，没有造成实际后果，配合态度好，家庭也确实困难。最后定下来，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法定幅度内从轻处罚。
　　把结果告诉她那天，她接过通知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抬头看着我们，反复说：“谢谢，谢谢你们给我一条路走。”
　　走出赵婆婆的调料摊，巷子里的风还带着凉意，但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暖和。
　　我后来常想，市场监管这把尺子，分量很重——尺子这边是法律，是市场秩序，不能松；尺子那边，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他们的日子、他们的盼头。每一次裁量，就是在拿捏这个分寸。
　　这分寸，就在那四五趟奔波来回的脚印里，在那句“只能去捡垃圾了”的无奈里，也在后来那句“谢谢”的哽咽里。
　　守住底线，也要给人指明出路、送去希望。这大概就是法治精神里，最暖的那部分。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市场监管局 高昶霖